明诚语文课程 | 李清照是如何孤军奋斗与男权对抗的?

明诚语文及人文教师

现任教中学部语文课程

并开设《古典诗词鉴赏》课程

 

夏宇阳

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

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古典文学知识和人文理念

 
 
 
 
 
 

上学期结束前,夏老师为同学们做了一场特别的讲座:一位男老师,从现代视角出发,剖析宋代女性作者李清照的思想和创作,和其中闪现的女性主义光辉。

他从史实出发,客观呈现李清照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发展历程,又以开放的心态,展示历史上对于李清照的不同评价。

在此基础上,再十分克制地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,同时非常注意给读者留出充分的独立思考空间。

学习文学,是在学什么,应该怎么学,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学?

夏老师不需要讲道理,而是言传身教,用自己的阅读心得,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的一课。

 

以下为夏老师讲座的六千字精华版。

在我国古代森严的男权社会里,女性也许不无机会获得良好教育。但这往往是旨在更好地相夫教子,而并不是让她们调遣情思、动笔写作——即使写作,也最好不发表。在去世前焚化自己的文稿,远非黛玉的专利,而是历代才女的共同命运。
 
文学传统中却又不乏女性的声音,它们更多地是由男性作者代为发出:
 
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。
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
 
王昌龄一个大男人,写起从闲望春色到思念夫婿的《闺怨》,倒也婉转动人。这类“男子作闺音”的情形从《楚辞》以来源远流长,女性的声音看起来已得到充分表达,似乎本无必要让“她”们亲自上阵写作。
 
但不难想象,男性所“代言”的女性形象只可能单一地迎合着男性的心理需求,而女性真实的精神世界、生命体验则远比这些“闺音”来得丰富多元,只能由女性作者亲口歌唱。
 
不过,文学传统惯性巨大,修辞、用典、取材、构思,男权的建构无处不在。如果女作者才微力弱,就会像划船逃不出旋涡,仍旧被老旧的语汇和抒情模式吞没;只有为数不多的佼佼者能不懈地与之“争渡”,摆脱传统的深渊,真正写出女性自己的文学。
 
 
李清照(1084——1155),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作者。
 
正史对他只有一句记载,附在其父李格非的传末:“女清照,诗、文尤有称于时,嫁赵挺之之子明诚,自号易安居士。”(《宋史》卷四百四十四)幸而我们还能通过其他材料来了解她——李清照所作的《金石录后序》流传至今,详实而饱含深情地记载了她和丈夫赵明诚的事业与婚姻。
 
这对夫妇,一向被看作志同道合、相亲相爱的典范。刚结婚时,二人并不富裕,赵明诚每次从太学放假,总要买些文玩、水果回家,夫妻俩一同“咀嚼”,过得是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。后来赵明诚立志成为收藏家,随着他做了官、收入增加,家里也渐渐盈箱溢箧地摆满了金石字画。1126年,金兵入侵。夫妻俩看着满屋文物,“且恋恋,且怅怅,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”。次年,他们把尤为贵重的一部分藏品装了十五车,辗转带到南京避难。不久,留在青州老家的其余大部分收藏,就在城池沦陷后化为灰烬——恰如曾经繁荣的北宋政权。又不久,赵明诚病逝,把同样重病的李清照留在战火方炽的人间。
 
此后,李清照一度再嫁张汝舟,但旋即离异。这位张汝舟本非善类,他觊觎寡妇所挟的值钱文物前来“骗婚”,李清照病得不省人事,任凭家人处理。不料张汝舟婚后对她“遂肆侵凌,日加殴击”(李清照《投内翰綦公崇礼启》),李清照忍无可忍,设法状告官府,几经周折,才摆脱了这场无妄之灾。
 
 
一种古今相承、难以逾越的男权偏见是:寡妇再嫁是可耻的。这种偏见在李清照身后的评论中先后形成了两种相反的表现:一种,来自南宋文人,他们认为李清照的文才因为这段“黑历史”而贬值了。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:
 
易安居士……若本朝妇人,当推文采第一。赵死,再嫁某氏,讼而离之,晚节流荡无归。作长短句,能曲折尽人意,轻巧尖新,姿态百出。闾巷荒淫之语,肆意落笔。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,未见如此无顾藉也。
 
话里话外的意思是:一个失节妇人,能写出什么好东西?从而她那些善用口语、抒情直露的精彩作品,便成了“闾巷荒淫之语”。显然,李清照的卓越才华令男性文人感到压力,指责她道德有亏,倒是有效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
 
 
另一种表现,是明清时期乃至当代,一些人转而因为服膺于李清照的创作成就,试图打造一个光辉圣洁的形象,便拒绝相信她曾有过再嫁、离异的经历:一些史料被阐释为恶意抹黑,李清照的相关文章被断为伪作。此类说法当然都证据不足,本质上,还是寡妇不宜再嫁的偏见在起作用。
 
李清照晚年,并非“流荡无归”。她恢复了朝廷命妇、赵明诚遗孀的身份,生活也获得了保障。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,李清照一面整理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,一面热心于一项游戏——打马。李清照为之写了一系列诗赋作品,这是她难得的“纸上谈兵”的机会:讨论游戏中的攻守、输赢和战略,就是讨论天下形势。否则,一位老妇还能怎样表达自己对江山前途的关心和对时局的见解呢?
 
 
李清照的词,时称“易安体”,当时已有盛名。明代杨慎说“使在衣冠,当与秦七、黄九争雄”(《词品》卷二),将她与最优秀的男性作者并列,也毫不夸张。
 
但古今对易安词的解读,一直有个问题:人们习惯把她的词看作对生活的记录,于是每一首词,都根据其中情感,被放在李清照生平的某个阶段。《点绛唇》说“见客入来,袜刬金钗溜”,一定少女时代,赵明诚来提亲了;《一剪梅》说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,一定是二人婚后,因故分居,李清照苦等家书而作。
 
其实未必。词这种文体,产生于歌筵酒席的娱乐需要,好比今天的流行歌曲——唱的都是词作者自己的事么?大多不是。早期的词,像温庭筠笔下“懒起画蛾眉”(《菩萨蛮》)的女子,也不过是虚构情境中的虚构人物。把亲身遭际像写诗一样写入词作,李煜、苏轼是先行者,但直到南宋才逐渐普遍。李清照“女子作闺音”,既可以写自己,也一样可以杜撰情境、代言抒情,这需要具体分析。
 
 
古人却想象了不少这对传奇夫妇的八卦,来攀附李清照的词作。最有名的大概是《醉花阴》的段子:说二人两地分居期间,“易安以重阳《醉花阴》词函致明诚”,赵明诚起了好胜之心,废寝忘食写了五十首《醉花阴》,和李清照那首混在一起拿给朋友看,朋友却只挑中其中三句写得好——正是李清照那首。(伊世珍《琅嬛记》卷中引《外传》)
 
故事很有趣,但这首词真是李清照“函致明诚”的相思之作么?
 
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消金兽。
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
 
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
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
 
开篇写白昼漫长得仿佛永远,炉香也烧得如此缓慢,体现出孤独时光的难捱。重阳深秋,玉枕纱帐难以抵御寒凉,主人公夜半难眠。下阕,女子想在东篱丛菊间饮酒排遣愁情。花香满袖之象,化用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九:“馨香盈怀袖,路远莫致之。”说的是女子折了朵花,却无法寄给思念的人,只得揣在袖里。瞧,如果是一首“函致明诚”的相思词,怎么会抒发有信难寄之情呢?
 
 
“莫道不销魂”一句,体现出整首词是以情感转折来结构的:女子试图排遣愁情,却终于还是被“销魂”的心境俘获。接着:西风乍起,卷动窗帘,也摇落了黄花。主人公见花落而自怜,遂有了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名句。李清照善于用“瘦”字残花,《如梦令》有“绿肥红瘦”之语,色彩斑驳,像印象派的绘画。“瘦”字本是写人的,女子的年华老去、容颜憔悴,自古就与花的凋谢密切联系。李清照这两个著名的“瘦”字,合乎文化传统对女性形象的期待:她们敏感地注意到自然的迁移,又脆弱地联想起自己。
 
但李清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,却不在此。她还有一首《鹧鸪天》,值得拿来对比:
 
寒日萧萧上琐窗。梧桐应恨夜来霜。
酒阑更喜团茶苦,梦断偏宜瑞脑香。
秋已尽,日犹长。仲宣怀远更凄凉。
不如随分尊前醉,莫负东篱菊蕊黄。
 
此词仍以愁苦开篇:昼有寒日、夜有清霜,酒也阑珊、梦也中断。但一“喜”一“宜”,体现出主人公的苦中作乐。“团茶苦”是可喜的,而生活本身的苦涩也该像茶一般丰富,不该被绝望笼罩。至于熏香,在《醉花阴》中用来印证时间流逝的迟缓,在此则是为梦醒的人带来慰藉。
 
 
深秋时节,就是重阳前后;“日犹长”和“愁永昼”也是相同感受。但这里的女子拒绝像作《登楼赋》的王粲(字仲宣)那样,沉溺于凄凉的思绪。她要学渊明“随分”把盏: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排遣心情倒在其次,重要的是,黄花开得正胜(“蕊”字尤显鲜嫩),美景不可辜负。
 
此词与《醉花阴》都写深秋的愁情,漫长的白日,都以赏花、饮酒来派遣,都用了东篱的典故,也都以情感转折来谋篇。但《醉花阴》用“暗香盈袖”盖过“东篱把酒”;此词却让“东篱把酒”击败“仲宣怀远”——两首词像一对儿平行世界,分别展现出主人公内心正负能量对抗的两种战果。当《鹧鸪天》让随性的态度和对风光的赏爱占了上风时,词中的女性形象就格外出众。谁说女性就必须敏感、脆弱?去挑战这种被规定的自怨、自怜、不可自拔,也许比选用精巧字眼(比如“瘦”)表达它,更有意义。
 
易安词的价值是双重的。一方面,她把符合人们期待的女性情感、忧愁心境表达得更加细腻有力——这已得到了普遍的激赏;另一方面,更重要却不大被注意的是,她塑造出了挑战读者预设、突破文化定式的别样的女性。
 
 
李清照不仅塑造了与众不同的文学形象,自己也活得与众不同。在并不鼓励女性写作的社会,她却把文学认作一生的归宿。她作过一首《感怀》诗,结尾两句说:
 
作诗谢绝聊闭门,燕寝凝香有佳思。
静中我乃见至交,乌有先生子虚子。
 
那时她刚随丈夫来到陌生环境,感到百无聊赖,索性埋头到文学创作的“舒适区”中,把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中的两个人物引为至交。子虚、乌有这两个名字,强调的是虚构性。文学空间对李清照来说,正是寄托于现实之外的一处虚构但自足的“精神家园”。
 
李清照的才力之高,让同时代的士大夫在她面前占不到一点上风,这在整个文化史上都很罕见。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她可怜的丈夫,赵明诚未必真作了五十首《醉花阴》,但这故事却有蓝本:
 
顷见易安族人言:明诚在建康日,易安每值天大雪,即顶笠、披蓑,循城远览以寻诗。得句必邀其夫赓和,明诚每苦之也。(周煇《清波杂志》卷八)
 
 
李清照“顶笠、披蓑,循城远览”地追寻灵感,风采真令人神往;赵明诚也早已对妻子心服口服。《金石录后序》里还说,夫妻俩常玩一个游戏:单凭记忆,说出某个典故出自哪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,到书堆里当场翻检,说对了奖励喝茶。李清照自称“性偶强记”,于是每每获胜、乐在其中,有时举杯大笑,竟把茶泼了一身。
 
一个女子如此好赌、好胜、不拘小节,即便没有才学加成,性格也已大出人意表。但夫妻之间,终不过是游戏而已;面对其他男性作者,李清照同样表现惊人。一个例子是,文坛名宿张耒(苏轼弟子、李清照的长辈)意外获得一块纪念安史之乱平定的《大唐中兴颂》古碑,百感交集,作诗一首,引来不少名家唱和,李清照也和了两首,即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》。
 
想不到这小丫头的两首诗竟辞情俱佳,慷慨壮烈:反思了安史之乱的原因、讥刺了立碑纪功的虚荣,深刻的历史洞见令张耒等一批男性作者无不相形见绌。
 
诗、文领域,毕竟被男性盘踞了上千年。李清照虽然可以在“他”们的游戏规则内游刃有余,表现得比他们更加阳刚雄浑,却挣不脱这游戏规则。要另辟蹊径,以词为突破口就容易得多。饶是如此,易安词中最负盛名的《声声慢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等作,仍只因其沿用了传统的情感结构才获得历代读者欢迎。倒是另一些词作,表达她对自己文学人生的整体观照,更值得细读。
 
《渔家傲·记梦》:
天接云涛连晓雾,星河欲转千帆舞。
仿佛梦魂归帝所。闻天语,殷勤问我归何处?
我报路长嗟日暮,学诗谩有惊人句。
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,蓬舟吹取三山去!
 
开头的夜空让人想起梵·高的《星空》。云涛晓雾相连,一片茫无涯际;天河中的群星仿佛一只只帆船飞舞旋转。在梦中,作者的魂魄来到天帝之所,听到天帝殷勤相问:你要到哪里去?这不是问具体的行旅,而是问人生和本性,呼唤着彻底的反省。天帝之问其实是李清照的自问:我的人生究竟归宿于何处?我的价值终将如何实现?
 
 
李清照援引前贤作答。先是屈原,《离骚》曰:“吾令羲和弭节兮,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屈原让太阳在落山之前放慢脚步,因为自己还有漫长的路要求索,此即“路长嗟日暮”之意。然后是杜甫,他曾自称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(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)。李清照也曾学诗,也曾佳句惊人,但添上“谩有”二字就意味着:纵有佳句又如何?前路仍然漫长,日落在即,时间所剩无多。
 
屈原、杜甫是男性作者中最伟大的两位,都以卓绝的苦难换来了华彩的篇章。身为女性作者的李清照想获得同样自在的表达空间、包容的接受环境,须经受的苦难只有更多。她该“归何处”呢?她认定文学创作是自己的一生事业,却还在苦苦跋涉,杳无归期。
 
能否搭个便车?李清照想到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壮丽景象:一股磅礴的大风扶摇直上九万里,托起巨大的鲲鹏。像屈原呼唤太阳那样,李清照直接对风说话:“风休住”,请你也送我一程,把我这条小船吹送到蓬莱仙山那理想之境去吧。这大风象征何种伟力,不得而知——如果强作解人:它是否传达了一种对性别优势的模糊体认呢?曾被托起的大鹏也许指的正是屈原、杜甫这些男性作者。李清照没有大风助力,小小“蓬舟”恐怕终将只是星河中飞舞的“千帆”之一,依旧美丽,却无以出众。
 
 
大风只存在于幻象。现实中的女词人只有拒绝俗套的表达、平庸的思路,才能不向传统话语的巨大惯性缴械。《多丽·咏白菊》是极好的例证:
 
小楼寒,夜长帘幕低垂。
恨萧萧、无情风雨,夜来揉损琼肌。
也不似、贵妃醉脸,也不似、孙寿愁眉。
韩令偷香、徐娘傅粉,莫将比拟未新奇。
细看取、屈平陶令,风韵正相宜。
微风起,清芬酝藉,不减酴醿。
渐秋阑、雪清玉瘦,向人无限依依。
似愁凝、汉皋解佩,似泪洒、纨扇题诗。
朗月清风,浓烟暗雨,天教憔悴度芳姿。
纵爱惜,不知从此、留得几多时?
人情好,何须更忆,泽畔东篱。
 
这首词正面描绘不多,主体是几处“也不似”和“似”。作者直播了自己的构思过程:她在众多典故之间权衡,思考该用什么比喻白菊。开头写花儿被风雨侵袭,柔弱而憔悴,正像女子疼人的娇态,可词人随即否决了四个把白菊比作女子的典故:杨贵妃、孙寿(善作愁眉等媚态)、贾午(私通韩寿,偷香相赠)、徐妃(傅粉事无考)。“莫将比拟未新奇”——这些老旧的典故全从容貌着眼,没资格比高洁的白菊。只有屈原、陶渊明才与之相宜,这两位道德人格的不朽典范,都曾深情地吟咏菊花。这就不再是以外形作比,而是以操守作比:风雨后更显坚贞的志节,正如白菊吹送着“清芬”。
 
女词人从花中读出的,不只是道德,还有殷勤、热切的情感,“向人无限依依”。该比作什么呢?
 
她想到两则无涉菊花的典故:
 
其一,郑交甫同汉水女神一见钟情,女神赠他定情玉佩,但随即玉佩和女神双双消失——扑朔迷离的爱情是来无影去无踪。
 
其二,汉昭帝时班婕妤作《怨歌行》:“常恐秋节至,凉飚夺炎热。捐弃箧笥中,恩情中道绝。”秋风一来,扇子就没用了,君王的恩情只怕也一样短暂——也是感慨人情易变。玉佩是白的、团扇则“鲜洁如霜雪”,都照应了白菊之色。
 
两则典故中生灭无常的人情,恰如白菊所遭的风雨。李清照说,天意如此:美丽的事物往往不得不在坎坷中憔悴,甚至走向消逝。“天教憔悴度芳姿”,简直让人想起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的话。不过孟子谈的是男人,李清照明里说花,暗里则是谈女子。花要凋零既然是命中注定,百般爱惜又能留到何时?
 
在人情善变中“憔悴度芳姿”的女性,有了自己的话语和信条。而之前,文化传统似乎对此“失语”,只关注女性的容貌(贵妃、孙寿)、士人的道德(屈原、陶渊明)。李清照偏有魄力跳出传统话语的窠臼,另觅了两个典故为白菊写照。于是白菊的丰富史无前例:不仅象征娇美的姿容、坚贞的操守,还内涵着女性的情感与命运。设若命运静好,玉佩、团扇的比方固然不再有效,屈原、陶渊明这些道德典范也同样不会被想起。
 
 
整首词对典故精挑细选,表明李清照有意识地向男权传统的思维和语料挑战:那些平庸烂俗、只适合士大夫的表达被一一放弃。玉佩、团扇的故事固然远非生僻典故,但拿它们比白菊,进而用以揭示女性丰富的生命体验,仍然难能可贵。
 
文学是李清照的战场,词,就是她的利剑。李清照对此早有明确的意识,她作过一篇震撼世人的《词论》,尖锐地论证了这种新型文体何以不适合满腹人伦经济的士大夫,而能为旧秩序的挑战者提供另辟蹊径、独当一面的可能。她的词学理论和创作实践,都体现出鲜明的斗争性;她的文学人生,整个儿是同男权传统对话——乃至对抗——的一生。
 
李清照个人是伟大的,但遗憾的是,其伟大也只是个人的。她无力扭转乾坤,改变当时全体女性的观念和处境。试看一位孙氏夫人小时候的轶事:
 
夫人幼有淑质。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,以文辞名家,欲以其学传夫人,时夫人始十余岁,谢不可,曰:“才藻非女子事也。”(陆游《夫人孙氏墓志铭》)
 
当时李清照已六十余岁,却被一个小姑娘反唇相讥。没人为孙氏错过良师而遗憾,相反大家认为这是懂事的表现。在哭笑不得中,能看到李清照是在怎样地孤军奋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