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诚导师制 | 师生关系的一次重构

在北京明诚学校，有这样一群老师，他们的专业领域完全不同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：导师。

在北京明诚学校，每一个老师，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好。

“以前在公立校做班主任，孩子要是表现不好，我就会生气，会批评孩子。现在在明诚做导师，我发现我变了。我会先去问，Ta为什么这么做？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能怎么帮Ta？我觉得做导师，让冷冰冰的教育学，变成了我真正能用得上的人文关怀。”

——晓雨老师

明诚人文教师，7年级导师

十年教龄，曾任教于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

“我刚刚留学回国的时候，想法特别简单，觉得只要能把课讲得特别牛，孩子就100%能学好。但做导师之后我越来越明白，孩子能不能学进去，有很多影响因素，特别是心理状态的影响更大。除了讲课，我还能做很多其他的工作。”

——陈月老师

明诚科学教师，6年级导师

日本京都大学本硕

“学心理学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真正做到‘温柔而坚定’。做导师有一段时间了，上学期，我批评一个犯错误的孩子，当时Ta反应非常激烈，我一直反复告诉Ta，你犯了错误，就应该承担后果，但我仍然很喜欢你，仍然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。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，Ta主动来找我道歉。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，你会发现很多坚持是有意义的。”

——开航老师

明诚心理教师，8年级导师

曾任教于北大附中及清华附中国际部

范德堡大学硕士

导师制：支持每一个真实的孩子

明诚中学部的社区手册里这样写道：“每一位6-12年级的学生都能够在导师的陪伴下学习与成长。导师专注于学生的个体成长、目标管理及家校沟通。”

什么叫“专注于学生的个体成长”？

晓雨老师说：“我养成了习惯，每天的晨会、大课间、小课间、午休，都会到导师教室去，跟我的导生聊各种‘闲事’，比如老师讲了什么有意思的课，哪门课作业特别多……这样，我们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，后来，哪怕不喜欢跟别人表达的孩子，私下里也愿意跟我说很多心里话。我就能知道，每一个孩子，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支持。”

看似很轻松的一段话，实现起来，其实需要导师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心血。毕竟，在很多人的记忆中，老师是严肃的，是权威的象征，一旦老师走进教室，大部分学生会自动停止闲聊，绝不可能“主动把心里话告诉老师”。

那么，导师制有什么魅力，怎样实现了师生关系的重构呢？

学生发展中心的负责人义飞老师解释道：

“传统的行政班，多的时候五十几个，少说也有三十个孩子，班主任再负责，大部分精力也已经被行政事务消耗掉了，比如评选优秀集体、运动会之类。所以，平均每个孩子被关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。

导师制下，行政事务尽可能交给其他部门，一个导师最多负责十五个孩子左右，就专注于每个人的社交、情感和学业。从制度上，我们规定每周导师要跟每个孩子有一对一的时间，跟全体导生开一次会，每个月还要跟每个导生有一次深谈；同时，导师还需要跟家长保持相当高频率的沟通。

但‘制度’只是保证了每个孩子被关注程度的下限。实际执行时你会看到，每一位导师做的，都比制度多很多。”

对于导师制的优点，开航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：

“通常，容易被关注的主要是两类学生，一是特别优秀的，二是特别调皮捣蛋的。而大多数处在中间地带的孩子，往往会被忽略。问题是，这样的‘大多数’，其实就是未来社会上的大多数，他们才是主流。如果他们在青少年时代习惯了不被看到，那将来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很可能还是被忽略的状态。

导师制就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尽力让每个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得到足够的关注，有机会在品格、能力、学业各方面得到充分的支持。这不仅对他们个人，实际上对整个社会都挺重要的。”

陈月老师则提到：

“我们小时候，总被教育‘集体利益高于一切’。但一个集体几十个孩子，不可能一模一样。要形成高度统一的集体形象，势必有一些孩子的特点要被模糊掉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就好像一张集体照，看上去很规矩很整齐划一，但是像素很低，你根本看不清每个孩子长什么样。

但做导师的感觉就很不一样，我支持的是每一个真实的孩子，不是一个虚拟的集体。就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一张单独的照片，他们的样子在我脑海里，非常清晰。”

当孩子不再被当作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人，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就会感觉被尊重，感到自己的需求真的能在导师的支持下，稳定地转化为现实。那么，导生跟导师的亲近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想被忽略

具体怎样去满足每一个个体的独特需求呢？

举个有趣的小例子。导师们会让每一个导生自由提出，希望怎样过生日。有的孩子希望自己在那一天成为焦点，大家就一起真心地为Ta庆祝。有的孩子说，平时挺注重健康的，过生日想放肆地吃点儿垃圾食品，所有人就在这一天集体煮泡面。

但也有孩子说：“希望大家当不知道是我的生日。”这种情况下，是不是就简单照办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地度过这一天呢？

晓雨老师认为，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真的想要被忽略。孩子这样说，有的是害怕麻烦很多人，有的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与他人之间的距离。作为导师，不能只看字面上的表达，更要理解孩子背后的真实需求。

于是，导生加晓雨老师，一共13个人，却只买了12份生日帽和生日眼镜。除了真正过生日的人，其他人都装扮起来，假装是大家在过生日。在这样别致的安排下，小寿星度过了愉快的一天，还在期末总结时特意提到，感到了大家真诚的关心，非常温馨。

*学生上学期的期末答辩PPT*

其实，让孩子“快乐”，在今天的大环境下，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。

几位导师不约而同地提到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什么物质压力，主要的压力都来自学业，来自家长和自身对“优秀”的追求。同时，孩子们的快乐来源变少了，吃点好的、买个玩具就开心的年代一去不返，不少很优秀的孩子，只是为了优秀而优秀，却没有幸福感，反而感到空虚和茫然。有些孩子还可能因为焦虑，影响社交甚至学业。

这时，导师会通过多种方式，润物细无声地给予支持。比如在一对一沟通时，讲讲自己上学期间遇到的挑战和处理方式；比如多跟其他导生沟通，帮助大家共情这个孩子遇到的状况，一起为Ta营造温暖放松的社交环境。

给予孩子“真实的人类的反馈”

但也有些时候，导师刻意地“不做特殊的安排”，效果反而更好。

陈月老师提到，有的孩子刚进入全新的中学环境，很难快速打开心扉，面对老师的关心，很少正面回应。这时，导师如果急于“拿下”Ta，过度关注Ta的一言一行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安全感。

因此，陈月老师像对待其他所有导生一样，跟这样的孩子正常交流，并不特意做出额外的反应，只是默默地多花一些心思去观察。很快，变化就出现了。“好像挺自然的，课间或者午休的时候，Ta就开始来跟我说话了，愿意和我亲近了”，陈月老师说。

在交流趋于正常之后，陈月老师仍然很注意沟通方式。她提到：“面对容易在社交上受挫的孩子，我会经常提醒自己，不要用成年人视角去回应Ta。我小时候老师就会带一个预判，‘这是一个学习尖子，一个班干部，或者一个体育特长生。’我尽量不带这种评判，我只关心这个孩子看到了什么、感受是什么。我发现这样的交流，会让孩子非常安心。”

陈月老师提到的导生，开航老师也有所了解。在明诚，导师们除了关注自己的导生，也会彼此配合、相互支持。“比如，孩子跟陈月老师老师亲近，但有时把握不好社交距离，陈月老师作为导师，并不适合直接拒绝，我就可以从旁配合”，开航老师讲道，“比方说告诉孩子，陈月老师正在工作，你可以先问问老师有没有时间，再跟她聊天。就是说，把事实呈现给孩子，让Ta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也了解在别人眼中，还有哪些处理问题的方法。”

开航老师认为，这也是导师制很有价值的一点：让学生看到，每一个老师是不一样的。

的确，明诚的导师，背景非常多元：学科上，来自人文、数学、科学、心理等不同领域；有男老师，也有女老师；有的热情活泼，有的严肃沉稳；有刚从教不久的新生力量，也有教龄十几年的老手；有人更多地从学生的视角思考问题，也有人能更好地共情家长的期待。

开航老师说：“像这个孩子就能感受到，老师里面，有陈月老师这样，给予更多空间的，也有我这样，边界感很清晰的。我们不会过度照顾学生，也不会过度苛责学生。我认为我们给出了‘真实的人类的反馈’，这对学生形成对社会的认知、形成自己的个性，很有帮助。”

帮孩子找到发自内心的目标

在明诚的导师制当中，帮助孩子“自主”做出自己的选择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开航老师提到：

“我们不会去强调‘你是开航组的’、‘Ta是陈月组的’这样的概念。我们不想用团队的概念去‘裹挟’孩子，让他们被动地被留在一个导师组里。

其实在心理学上，团队感是一个好用的工具，比如激发我们组的斗志，去跟别的组竞争，往往能带来不错的表现。但这是一种外在的、被动的动力，不一定是好事。

我们更希望孩子主动去探索：我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比较顺畅、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就不那么舒服，然后主动找到调整和解决的方法。这更接近他们将来进入社会之后，面临的实际挑战。”

这种对“自主性”的鼓励，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导师制之中。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贯穿整个学年的“OKR”。

“OKR”指的是“目标与关键成果法（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）”，在明诚，每一位学生都会用这套工具，和导师一起制定自己的学年目标，并在每周、每月的导师会议中，不断更新目标完成的进度。

为什么要做OKR？义飞老师认为：“学生具体选择什么目标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帮助学生找到和体会‘目标感’，也就是，想要主动去做事情的动力和追求目标的过程。你可能一段时间没有目标、不想做事，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如果一年都没有‘做点儿什么’的愿望，我们就要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帮Ta发掘一下内心的动力了。”

基于这样的初衷，明诚的导师和每一个孩子一起，在“学业发展”、“社区参与”和“个人成长”这三个方面，着手制定个性化的OKR。

义飞老师一直强调，这个O，可以是很小很小的目标，哪怕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让你愿意为之付出努力，收获成长，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。

比如，有的孩子发现很多人经常剩饭，非常浪费。Ta说，我就先管好自己，于是在社区参与方面，设定了一个目标，“节约食物”，关键成果就是“每天把饭菜吃干净，不剩饭”。这点被很多人忽略的小事，却闪烁着主动成长的光芒，让义飞老师印象非常深刻，

像这样发自内心的“小目标”和“小成果”，同学们在导师的启发下，制定了很多。有人说，要变得更健康，坚持多喝水。有人说，要改善坏脾气，跟父母发脾气的次数，一学期不超过两次。

还有人说，父母总批评自己“眼里没有家务活”，所以定了个“提升卫生意识”的目标，对应的关键成果就是，做值日的时候，要真的把教室打扫干净。

看到这一条OKR后，晓雨老师就会真的关注Ta的值日成果。有一次，Ta用湿布擦完黑板，晓雨老师认真地反馈：“湿布擦过的黑板，现在看起来很干净，但等到水印干了，就会看到，留下了很多白色的痕迹，其实并没有擦干净。”

在没有OKR的情况下，晓雨老师并不需要对学生值日做如此细致的检查。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发自内心的目标，导师们会多出很多额外的工作。

这样的工作非常琐碎，但却很有意义。陈月老师说：“我是学生物的，会做很多实验，但为什么要做实验呢？我们一定会先有一个research question。做OKR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没有这个O，那大家埋头学习、做很多事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低头赶路的时候，偶尔还是得抬头看看天的。”

让学校和家庭形成合力

当然，对很多孩子来说，在思考目标的时候，除了内心的动力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动力来源：家长的期待。

因此，家校沟通，也成为了导师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。

除了和家长一起关心孩子的日常和生活，随时反馈孩子的进步、成长或遇到的挑战，几位导师都提到，近些年来，一个让人有些担忧的现象在逐渐普遍化：

原本，良性的成长环境应该是父母温柔包容，学校建立规则，给孩子相对严格的教育。但在激烈的竞争之下，许多父母的焦虑，使得“无条件地接纳孩子”不那么容易做到，因此，家庭环境变得严肃紧张，而导师则往往要付出更多的爱、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。

例如，有的家长会用企业管员工的方式管孩子；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必须干出一番大事业，连职业方向都规定好了；也有的家长跟孩子沟通的方式更接近于上课讲知识点……

孩子是家长的镜子。晓雨老师提到，有的孩子看起来开开心心，可是连好朋友都不知道Ta的内心备受煎熬。一旦孩子自己的愿望和家长不一致，这种心理冲突早晚会反应在孩子的行为层面，比如社交受挫，比如学业成绩下滑。而这往往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，长此以往，恶性循环。

好在，导师们都明白，家长深爱着孩子，只是需要更恰当的方法。有了这份共同的爱，加上丰富的经验，和充分有效的沟通，很多家长都会走上改变的起点，打破恶性循环。

比如陈月老师就曾经在考试结果发布后，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家长说：“我们已经跟孩子约好了复盘考试的时间，坏人，我们已经要当了。所以，请你们做温柔的爸爸妈妈，给孩子支持就好。如果开学才一周，就要面对老师和家长双重坏人，换我是孩子，我也受不了。”

开航老师也遇到过焦虑值很高的家长。她发现，越是无微不至的家长，有时给孩子的压力越大，这时，导师反而不能再去跟家长沟通“要做些什么”，而是去劝家长“不要做什么”。“多给孩子空间，让孩子自己去探索，大部分时候，孩子会比家长更快找到改变的方法”，开航老师说。

对此，义飞老师总结道：

“学校教育，就是周一到周五，早上8点到晚上5点，再考虑到周末、寒暑假，学校只能影响一个孩子20%，剩下的80%，全靠家庭。只有学校和家庭形成合力，教育才能看到好的结果。

导师制就是形成这种合力的有效方法，既能给学生新的思路，又能帮家长做出调整。上学期末，在6、7、8年级的成长答辩当中，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了效果。”

义飞老师提到的“成长答辩”，是明诚每个学年结束前的重要活动。每一个学生都要回顾一整年的个人成长及OKR达成情况，而他们最主要的听众，就是导师和家长。

陈月老师对成长答辩的印象也非常深刻。她说：“在成长答辩当中，我发现，很多孩子通过回顾，真的能把自己日常小小的行动，跟远大的人生目标联系起来了。这让我真的感觉到，孩子们上中学了，长大了。作为一个导师，我非常非常感动。”

感动的不只是导师。日常没有很多机会参与孩子校园生活的家长们，在这一刻，更是深受触动。孩子们不但在学业上取得了进展和思考，还展现了精彩的个人生活和丰富的社区参与。更重要的是，孩子们开始建立自我反思的能力，也对亲朋好友表达出真诚的感谢。

这一切，让家长真切地感受到，学业再重要，也只是多彩生活中的一个部分。让孩子从容不迫地体验完整、丰富的中学时光，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自己，都有着更大的意义。

让学生和家长都看到这种“意义”，很大程度上，就是导师制的价值所在。

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，甚至是很难，很累。但是，每一位导师都乐在其中。毕竟，他们看到的，不再是“一个模子里刻出来”的“学习机器”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、有理想、并有能力实现理想的，活生生的年轻人。

导师们用自己的努力，重新构建了良性的师生关系、家校关系。对于学生而言，这也许正是通往未来幸福人生的，一个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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